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们 “有钱就交,没钱拉倒”

本站整理 2020-12-01 14:54

  11月11日傍晚,背着鼓囊囊的行李包,女人推门走进旅店,挂断电话,手冻得通红。这是郑秀娟来吉林市的第八天,还是没找到活儿,她瞒着家人住在这家五块钱一晚的旅店。

  “来住宿吗?”烫着棕色短卷发,穿着牛仔马甲和黑色绒衣的小个子女人,趿拉着鞋从门口的小屋走出来。

  这是旅店的老板孙二娘,今年68岁了,她每天透过小屋玻璃窗打量着每一个进店的女人,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“有钱就交,没钱拉倒。”在住客眼里,这个小个子女人性格泼辣,像《水浒传》里的孙二娘。

  开业24年来,旅店住客几乎都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单身女人,也有下岗的女工。她们中最年长的超过70岁,最小的刚过30岁。

  以前,花两元便能在这儿住一晚,来的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女人,“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”。孙二娘记不清,最多时一晚住过多少人,只记得以前大通铺上躺满了人。

  在过去10年时间里,房费从两元涨到了三元、五元,来这里住的人少了——“干一天活,活一天”。

  “避难所”到落脚点

  11月11日傍晚,女子宿舍或坐或卧的有四个女人。

  刘桂兰是高低床的下铺,她倚靠着墙坐在阴影里,身旁放着一只收音机,放着戏曲的调子。

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们

  11月13日晚,熄灯前,女子宿舍的住客坐在一起唠嗑。

  刘桂兰额头留着两缕黑色刘海,往后扎起的黑发间,显出一小圈白色的发根,她今年77岁,是宿舍里眼下年纪最长的一位。

  她已经断断续续在宿舍住了二十多年。这是刘桂兰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地。老伴患癌去世后,家里为治病背了一屁股的债,两个儿子出门学瓦匠和木工,女儿也在外地打工。十多亩的苞米地,苞米两毛钱一斤,除去种子、化肥等成本,剩不下几个钱。

  庄里几个女人进城打工回来时告诉她,城里有活儿干,能挣钱。她卖了家里的土房,还上一部分债,揣着几十块钱,收拾几件旧衣裳去了吉林。

  50岁的何芳刷着手机屏幕聊天,丈夫去世后,她出来打工,在附近一家饭店上早班,每天从早晨7点上到下午五点。

  65岁的郑秀娟则用手机跟孙女视频。她这一趟来宿舍住了有八天,一直没接到活儿。她个头高,丰腴壮实,力气大,“以前基本上没愁过活儿,有时半天一天就能接到活儿”。

  这一趟郑秀娟出来得晚。在家掰苞米二十来天,她的双手十指被割出细细长长的口子,一沾水就疼,指甲缝儿留下搓不掉的黑色印记。她休养了几天才来找活儿。正赶上农忙结束,农村来挣钱的人多起来,“找活儿就难了”。

  裹着被子躺着的张清64岁,她头发灰白,面色显得暗黄,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褶皱。在几个女人里,她是被家暴多年后,“净身出户”后孑然一身来到了这间宿舍。

  在老板孙二娘印象里,刚开店时,住客几乎都是这样的单身女人。她们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,有人还带着几岁的孩子,“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”。

  孙二娘记得,刚来宿舍的女人几乎都不说话,神情疲倦,有人累得躺下就睡,有人偷偷抹眼泪。“没有人问起伤心事,大家都明白,那个年代的人都很苦。”

  “虽然叫宿舍,其实就是个旅店。五六十岁的女人,地里没活儿的时候,出来挣几年钱,找活儿时上这儿住几天。”

  新的住客来来往往,孙二娘很难记住她们每个人的样貌。“现在来这儿住的都是农村来的没钱的女人,比起十几二十年前,生活好太多了。挣着钱了,女人家庭地位也高了,也不能被家暴,在农村,离婚的女人也没人说闲话,很快能开始新生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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